2020年以來，四大一線城市、15個新一線城市中，至少有11城針對戶籍政策進行了修改，基本都是放寬落戶條件。
2020年以來，一線、新一線城市戶籍改革的腳步走得越來越快。
21世紀經濟報道統計后發現，2020年以來，四大一線城市、15個新一線城市中，至少有11城針對戶籍政策進行了修改，基本都是放寬落戶條件。
2021年1月12日，杭州市出臺了《杭州市居住證積分管理辦法》和《杭州市居住證積分落戶實施細則》，修訂后的新《辦法》將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其中提出提高就業和居住年限分值，并取消收容教育的減分指標。
除杭州外，青島、合肥、東莞等城市也調整了落戶政策，目前很多新一線城市只需大專甚至職高學歷即可落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來落戶條件較為嚴格的一線城市，近一年來也動作頻頻，廣州、上海等均放寬落戶限制。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孫不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現在是所有城市都在參與人口競爭的時代。“除了戶籍改革之外，城市想要吸引人口，就業機會是最關鍵的，還需要高質量的科教文衛軟實力配套。”
為何重點城市放寬落戶
2020年以來，大城市對人才人口的渴求愈加明顯。
2020年4月1日，重慶市政府辦公廳印發新修改的《重慶市戶口遷移登記實施辦法》，降低落戶條件。其中，放寬在主城都市區的主城區務工經商類落戶條件，將務工及社保年限由最高5年統一放寬到3年、投資創業年限由2年放寬到1年。
4月8日，南京出臺《關于支持促進高校畢業生在寧就業創業十項措施》，提出人才落戶新政中關于本科畢業生的落戶年齡規定，從40周歲以下提高到45周歲以下，大專學歷人員的落戶年齡上限從35周歲提高到40周歲，社保年限要求從24個月縮短至6個月。
8月14日，《東莞市人才入戶實施辦法》印發，提出具備國內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大專學歷，年齡未滿40周歲的人員即可申請入戶。
9月，《天津市居住證管理辦法(修訂版征求意見稿)》提出，將積分落戶申報指導分值由140分調整為110分，該政策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12月，合肥、青島、蘇州等城市均加入放寬落戶的“大軍”。其中，合肥提出，來合肥工作的各類高校畢業生、職業院校(含技工院校)畢業生，可以在自有產權住宅房、就業地公共就業人才服務機構、居住地公共(社區)集體戶登記戶口，也可將戶口掛靠在親戚(指三代以內直系或旁系血親)戶上。
值得關注的是，除新一線城市之外，此前相對“高冷”的一線城市，也逐步放寬落戶限制。
四大一線城市中，上海動作頻頻。2020年9月，上海將“符合基本申報條件即可落戶”的政策，范圍擴大至在滬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
2020年11月，針對臨港新片區用人單位引進的各類人才，在現行的居轉戶縮短年限政策的基礎上，上海試行了更為寬松的評價標準，張江科學城重點產業的骨干人才，居轉戶年限由7年縮短為3年。
同在11月，上海《留學回國人員申辦上海常住戶口實施細則》印發，取消了留學人員首份工作需要在上海的要求，只需要留學人員回國后2年內來上海并持續在上海工作。
北京在2020年12月31日發布了《北京市公安局關于在戶籍派出所設立“公共戶”的工作意見(征求意見稿)》，符合6種情形，可以申請在戶口所在地派出所“公共戶”落戶。其中，新生兒的父母戶口均在北京市“公共戶”內，或其中一方戶口在北京市“公共戶”內，另一方為外省市戶籍人員的，可在“公共戶”內為新生兒申報出生登記。
在一線城市中，廣州的動作最大，在2020年12月份發布了兩份文件，提出擁有國內普通高校全日制大專學歷，年齡在28周歲及以下，可以入戶白云區、黃埔區、花都區、番禺區、南沙區、從化區和增城區7個行政區。此外，畢業院校為國家公布的“雙一流”建設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學歷的青年人才在引進單位參加社會保險即可入戶。
為何重點城市紛紛放寬落戶限制?
“大城市放寬落戶，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2020年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引導勞動力要素合理暢通有序流動。”北京大學教授陸杰華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因此，在國家的宏觀政策背景下，大城市開始放寬落戶。”
孫不熟也指出，根據國家政策，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因此放寬落戶是自上而下推動的。
人口向中西部回流，人才向大城市聚集
重點城市放寬落戶限制的原因，除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產業發展和人口的現狀。
數據顯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在逐年減少，盡管減少的幅度不大，但趨勢已經形成。2019年，我國16-59歲人口為89640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64%。這一數據在2013年為91954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7.6%。此外，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從2015年開始，我國總體流動人口總數呈現逐年放緩的態勢。
陸杰華指出，我國在21世紀之后人口的遷移流動呈現上升趨勢，但這一趨勢到2015年出現拐點，這意味著勞動力的遷移在下降。此外，我國宏觀的人口結構顯示，人口紅利正逐步走向下行。但是，一線、新一線城市卻是處于經濟發展的上升階段，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和人才。
“對很多城市的決策者來說，已經越來越意識到經濟發展需要聚集人力，人口數據也是一個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晴雨表，因此越來越多城市加入到放寬戶籍的行列中。”陸杰華說。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大城市雖大，但并非不缺人，一些大城市的就業人口出現下行趨勢。
以青島為例，山東統計年鑒顯示，2019年底，青島就業人員數為580.2萬人，但2018年底這一數據為590.3萬人，1年減少的就業人數達到10萬人。與青島相比，合并了萊蕪的濟南，就業人口大幅增長，2018年為423.9萬人，2019年達到510.3萬人。
孫不熟指出，為何很多省份都在打造強省會，就是因為必須有一個大城市來留住人才，如果這個省份缺乏大城市，人才就可能流動到其他省份去了，這是一二線城市面臨的一個新問題。
孫不熟認為，一些大城市的就業人口出現下降的原因，首先是伴隨著人口的老齡化，人口紅利下降。其次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房價高企，會擠出一部分人口。另外，中西部省份的強市近年來出現人口回流的情況，至少人口凈流出的現象在緩解。
根據四川統計年鑒，2019年成都的就業人員數達到912.27萬人，這一數據較2018年的894.96萬人，大幅增長17.31萬人。
陸杰華指出，隨著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中西部的后發優勢在不斷增強。近幾年，武漢、西安、鄭州、成都等多個城市，都通過各種優惠措施，吸引更多人到當地就業。
孫不熟認為，一些制造業轉移到中西部，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此外，中西部的大城市也逐步培養起來一些高端產業。
“目前，人才肯定還是會向一線、新一線城市聚集，因為很多工作只有大城市可以提供，人才的馬太效應會更加明顯。但是人口流向并不一定，在很多中西部的城市，普通人也可以找到和東部類似的工作。因此，現在存在兩種現象：人口向中西部回流，人才向大城市聚集。”孫不熟表示。
(作者 招海瑩)
